13世纪,古意大利利用蒙古治世,试图与中国产生贸易往来,而教皇和路易九世则派遣使者访问元朝,希望缔结联盟,但两方面都未收到过多鼓励性的回应。16世纪早期,少数葡萄牙人被允许租住在澳门,并展开与中国和日本的贸易,贸易得来的利润巨大,并很快使得里斯本成为欧洲最富足的城市之一,这从很大程度上证明了与东方的贸易往来成为所有欧洲国家认为最重要的事之一。

Johan Nieuhoff绘制北上北京时的所见所闻

其后,即使在与清廷的贸易中受挫,中国风Chinoiserie的发展却不受影响,荷兰大使的管家Johan Nieuhoff不仅用文字记录从广东北上北京的旅程,亦用绘画的方式精心描绘所见之奇妙景象。也是第一次,南京的大报恩寺第一次被描绘在案,这座塔寺也成为后来欧洲知名度最高的宝塔,除此之外,他还绘制了北京的皇家园林,这也成为18世纪欧洲中国风Chinoiserie园林的原型。这些绘画,所绘素材虽然都是中国景观,但都以西式的素描方式呈现,密集的线条表达明暗和阴影关系,细腻而写实,成为日后欧洲Chinoiserie小说及插画的重要资料。

储粹宫 ChuCui Palace 流光漫跃 Dancing Airglow 耳饰

中国风Chinoiserie继续蓬勃发展。它能够随着时尚潮流的变化而灵活应对,使其成为设计日常物品中持久的主题。到了20世纪中叶,储粹宫ChuCui Palace开创性地将Chinoiserie与中式工笔相结合,在呈现西方镶嵌技艺的同时,深入表达东方美学背后的完整文化内涵,成为弥合历史Chinoiserie以欧洲为中心的美学差异的经典Chinoiserie艺术所在。

其作品“流光漫跃 Dancing Airglow”耳饰,采用Chinoiserie东方式的不完全对称的构图,作品全用曲线,表现出Chinoiserie中的特有的运动感。鲤鱼形态饱满,以略显夸张的手法刻画出锦鲤甩尾、跃动一刻的活泼和生命力。澄金与粉紫的搭配让锦鲤呈现吉祥寓意,同时又注重颜色如工笔分染法的浓淡过渡,加以翠绿调和,使整体呈现华丽又不失张力的色彩表现力。

与传统水墨的表现手法不同的是,作品从中式工笔中的重彩入手,追求色彩、精致和写实中的略微夸张。它是入世的,是鲜丽的,彰显出的是当下此在的鲜活。其Chinoiserie的曲线中的动势又意在表现“一点活泼就是恒久,此在活络就是宇宙”的东方美学意境。

在欧洲的中国风Chinoiserie中,挂毯一直以来都备受青睐。 1690年,哥布林的皇家工厂(the Royal factory at Gobelin)织了一系列名为《印度挂毯》(Les Tentures des Indes)的作品。这些作品在视角和构图上完全是欧洲化的,只有在主题上是东方的, 因为它们描绘了异国情调的场景,比如一个东方国王坐在中国伞下,周围是奇异的野兽游行。

尽管这一时期的中国风挂毯常常是古怪或者天真的,但它们已经变得清晰可辨。即使它们还没有达到成为一个独立、公认的风格,它们仍然与中国出口商品及其直接仿制品有所不同。

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的手工挂毯工作坊,如博韦(Beauvais)、哥布林(Gobelin)和奥布松(Aubusson),承担了法国皇家挂毯工作坊的重任。它们遵循皇家的指示,根据提供的图稿编织挂毯作品。在巴洛克至洛可可时期,这些工作坊制作的中国风Chinoiserie挂毯作品备受瞩目。这些大型系列挂毯向人们展示了17-18世纪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模仿过程。这些“中国风” 挂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以及欧洲手工艺和艺术趣味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Anglesey Abbey的别墅中的奥布松(Aubusson)挂毯

位于英格兰剑桥东北5.5英里的洛德村的一个国家信托财产,Anglesey Abbey的别墅中,挂有一幅1710年至1740年生产的奥布松(Aubusson)挂毯。这幅挂毯可能是一种试图描绘出东方园林的 “无序美” 的作品。挂毯所描绘的园林前景中的鸟、花和树彰显了它们的异国情调,勾勒出一幅梦幻般的岩石结构。岩石伸展并横跨水面,远处耸立着一座宝塔。这种充满活力的戏剧性形象在早期18世纪的戏剧舞台以及欧洲宫廷中被接受且流行。

水中的岩石桥上的宝塔图案来源于奥尔费尔特·达珀 (Olfert Dapper) 在1670年于荷兰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中(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Taising or China)的一幅插图,其描绘的是荷兰外交使团前往中国首都途中经过的著名景观之一。而这反映了Chinoiserie中的一个悖论现象,即即使欧洲设计师和工匠试图强调东亚景观的与众不同,他们选择的图像也大多来自欧洲同行的作品——其中大多数人并未看到他们所描绘的景象——作为他们的素材。

然而,这个挂毯的魅力还在于其风格中Chinoiserie的混合形式——除了中式的“无序美”、“自然主义”之外,其风格也受到佛兰芒(Flemish)和法国“绿野”(Verdure)挂毯传统的影响。16世纪的欧洲,挂毯的买卖业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法国和佛兰德进行的,而佛兰德的奥德纳尔德、布鲁塞尔、赫拉德斯贝尔根和安赫尚等城镇已成为欧洲挂毯制作的中心。而“绿野挂毯”,也称为“花园挂毯”,在十六世纪特别受到欧洲的王室和贵族的喜爱。以浓密的绿色植被、异国风情的花朵、鸟类、动物和水果为特征。这种影响让挂毯拥有西式的阴影关系,浓郁且细致的图案和色彩,规模宏大的绘画般的构图。

这一系列的文化交流和艺术创作展现了东西方在历史长河中的对话与融合。从古意大利到16世纪早期的葡萄牙贸易,再到荷兰大使的绘画和储粹宫的Chinoiserie艺术,中国风Chinoiserie在欧洲如潮水般蓬勃发展。挂毯的出现,如博韦、哥布林和奥布松制作的作品,则见证了对东方文化的模仿和理解。Anglesey Abbey的奥布松挂毯,以其充满异国情调的园林景观,展示了“无序之美”的梦幻魅力。Chinoiserie艺术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入世鲜活”的表现手法,融合了东方风格的动势和西方的精致写实。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不仅仅是艺术,更是文化和历史的跨越。这些绘画、挂毯和耳饰,既是艺术品,也是东西方交流的见证,它们的存在让我们感受到了历史的延续和文化的辉煌。